這是鄉村發出的聲音。
這些聲音已聽過30 多年了，還時常在我的夢中回想時一次次響起。
夏夜蛙鳴聲
我家住村西，住房是兩間土坯茅草房，一大間廚屋，一木門一石磨一土院，是父親用三年困難時期從鄰縣供銷社強烈要求返鄉補發的安家費買下的。我的生命、我的最初記憶、我的童年生活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石院墻南是大約三畝地的蘆葦塘，那是我的樂園。春天看發著幼芽的蘆葦一天天長高，夏天在通向葦塘的小溝里摸魚蝦，秋天收割連片晃晃蕩蕩的蘆葦，冬天就在北墻下曬太陽看小人書，在葦地里打瓦追耍。夏天還有一“難”，近距離聽蛙鳴。這幾乎是我家獨聽的一種聒耳的不間斷的鳴叫。白天不在家暫時避開了，晚間就再也逃不掉了。葦塘水面大，散布的青蛙多，叫聲也雄壯洪亮，氣勢蓬勃。也有領叫者，只要第一聲響起，不隔兩秒，整個水面便按同一個調子叫開了。一開始還帶有試探性質的，聲音低緩，參差不齊。一旦發現外界沒任何侵擾，就壯開膽子“喂———哇”齊鳴了。
我為此傷透了腦筋。這可不是優美的音樂，偶爾聽聽，算一種鄉間特色風貌，可接地氣，可賞美景。但長期浸潤在這單調機械的噪音中，神經恐怕要出問題。我準備了一大堆小石塊，在我寫作業或將要入睡時，蛙聲仍嗡鳴不止，我就會毫不客氣地把石塊漫墻頭投入葦塘。頓時蛙聲戛然而止，過不上一分鐘，叫聲又開始了。蛙叫繼續扔石，石停繼續蛙叫，構成了我與青蛙不可調和的童年矛盾，一直延續到我考上公社首屆初中尖子班。
及后，天旱，生產隊不再種葦，遂把土坑賣于鄰居。鄰居填土石平整，蓋上新瓦房，就很難再聽到那來自水邊的蛙聲了。
出工喊人聲
生產隊集體勞動，是需要人吆喝的。這個任務就光榮地落在我三叔身上。三叔是生產隊的副隊長。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專管把隊員集合到一起，然后聽從隊長派活分流。三叔一生勤勉勞作，無論收割耩耙，挑擔積肥，推車趕路，都是隊長放心、社員擁護的農活好把式。他之所以沒當上隊長，是因為他光管干活，不論人事，不是當領導的“料”。他也不愿支使別人，只是默默地干，也不會想“我是帶動你們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樣深奧的道理。
于是三叔就很理想地成為隊長的“馬前卒”，是出工的召集者，是干活的帶領者。每天一朧明，三叔的職能就開始發揮了。“干活的走了嚎———！”叫人起床出工，得講技巧。得要扯開嗓門，面對街兩旁，邊走邊喊。這叫聲不是專對哪一個人的，不是專對哪一片區域的，是面對全街正在沉睡的社員的。所以聲音低了不行，要高亢舒緩，盡量延長聲音的覆蓋面；聲音局促不行，要朝上空發力，得讓叫喊聲穿過院墻進入屋內，在各間屋里回蕩，出工的聽不見媳婦兒女聽見，聽見的就要相互叫一下。這就會出現各家緊張執行三叔的喊人聲，慢了扣工分，再慢不分給好活，掙的工分少領不了糧食，不迅速出擊年不好過啊！
我當時上小學，為了比賽誰起得早，有時半夜就到校，在教室后墻的黑板上寫上我的大名。這就比三叔的叫喊聲要早，但我仍是那個歲月的親歷者。三叔的喊人聲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人工，后來又加進了輔助手段。第一個階段是原始的成本最低的張嘴便喊，這個效果是聽起來親切溫暖，聞其聲如見其人，有人情味兒；第二個階段是吹哨子，發聲機械，也不婉轉動聽，叫醒的人明顯減少；第三個階段是用電動喇叭，有時還放一段音樂，聽起來悅耳，又培養了人的偷懶習性了。
年前我回老家看望82 歲的三叔，曾問起他當年出工喊街的一些趣聞。三叔總結說：哎———多年了！什么人干什么活！
喚子回家聲
那時農村的孩子不著家，到處瘋跑。所謂瘋跑，就是玩那些當時農村最常見的游戲：打瓦，推鐵環，藏貓耗，摔泥瓦屋，抓特務……我除參加共同活動外，還經常跑著去到北坡看鉆井隊干活，追著汽車聞汽油味；到學校看知青籃球賽，坐在教室門口聽高年級上課，在水泥乒乓球臺上打球，在沙坑里練習跳高跳遠……
喚子回家的職責主要由母親承擔。
喚子回家以喊小孩中午回家吃飯為多，還有深夜喊回去睡覺的。
母親們的喊人功夫如同父親們打轆轤澆園喊號子的功夫一樣，充滿了天然的親和張力。都叫著各自的小名。“小天來，回家吃飯啦！”“小熊孩子還不回家，死哪去了？”有的充滿關愛，有的是埋怨。但喊聲過去很久，仍不見孩子的面，還會聽到重復的叫喊聲。只怪小孩玩的正酣，哪聽到母親的呼喊。
我也聽到過鄰居同伴回家挨揍的聲音。大人用巴掌或鞋底，把對孩子的埋怨指責通通落實在肉嘟嘟的屁股上。其實，誰都知道，打屁股純粹是皮肉之苦，雷聲大雨點小，落到屁股上的力量也大都是強弩之末了。
多年后，我仍懷念那母親喚子回家的親切的叫喊聲。有時下鄉村，偶聽到三兩聲這樣的叫聲，我就停下腳步，尋找孩子的身影。心想，我就是那小孩，急匆匆回家的小孩。
作者 孫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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