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青春如雁過長空，一去無痕。一轉眼，幾十年的光陰匆匆過去了。而今，我已年逾古稀，步入人生黃昏之年。在六十余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大半輩子都在講壇上度過，所以每有教育方面的訊息，總是讓我格外關注。前些日子，我偶然在電視上得知：鄒城一中正在籌辦建校六十年校慶大典活動。一聽到這件事，我不禁思緒萬千，年輕時代生活在鄒城一中的那段日子以及發生在一中校園里的那些陳年往事，就像一幕幕電影場景在我的腦海里回旋。當然，最先映入腦海的，就是當時的鄒縣一中政治教師、我的丈夫毛福洪。
1959年10月，時任縣教育局教研員的我，經朋友介紹，與丈夫初次認識。我們約定縣城以南的大沙河見面，當時他身穿的確良白色襯衣，腳上穿一雙黑色粗布鞋，看上去高高大大、白白凈凈的樣子，就像生長在河堤上的一棵白楊樹。聽朋友講，福洪當時任一中黨支部組織委員兼團委書記，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棒，是難得的青年才俊。當時的鄒縣一中，坐落在縣城西關的原美會耶穌教堂內，有幾十間房子和一座教會醫院的小樓，原教堂的舊房當教室，辦公室兼做教師宿舍，設有高中4個班和初中12個班，有學生800余人，是一所完全中學。福洪當時除擔任學校黨團領導職務外，還擔任初中八級的政治教師，并兼八級二班的班主任。在繁忙的教學之余，他每天晚上還要寫材料、編詩歌、寫散文，寒燈孤影，伏案夜戰，工作十分辛苦。
通過短短幾個月的接觸，我就發現，福洪不僅是一個事業心和黨性都很強的人，而且樂于關心幫助他人，在領導、同事和學生心目中，是一個特別有人緣的年輕人。他非常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進步和個人問題，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先后發展王嘉興等青年教師加入黨組織，幫助解決了張傳恕等青年教師的婚姻問題。這些當年的年輕人，現在大多都和我一樣步入晚年，有的甚至已經離開人世，可是當他們后來一談起入黨、結婚這些終生大事，就不能不提到那“一份入黨證明”和“兩張電影票”的故事，自然也不會不感謝福洪這個值得信賴的介紹人、“月下老”。
那時的一中，不像現在有寬敞明亮的教學樓、寬闊平坦的草坪。那時陪伴我們的，只是一間間矮小普通的平房教室和滿校園濃密的樹木青草。我和福洪相識在金秋季節，那時，寬闊的草地好似綠毯，校園墻外的蘋果樹上，偶爾飄來一陣清香，幾個成熟的紅蘋果像調皮小孩的臉蛋兒，偷偷地探進墻內，傾聽我們的綿綿私語，現在想起來，一切就像發生在昨天。白天工作忙，福洪就利用晚上的時間認真備課、編寫教案。課堂上，他侃侃而談、循循善誘，緊扣課題組織教學，向同學們傳授文化知識，講述祖國的傳統歷史，闡述青年學生的神圣使命。課間，福洪帶著學生們在操場上打籃球、踢足球，個個身體矯健，意氣風發。他是教師隊的主力隊員，在他的帶領下，一中師生們的文體活動豐富多彩，團委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他還組織各班級團支部辦起了黑板報，親自為各班畫報頭，自編詩歌，宣傳黨的總路線和教育方針，宣傳毛主席的“三好”指示，一中儼然成為了當時鄒縣教育界一個頗有名氣的思想文化陣地。
1960年元旦，我們倆舉行了簡樸而熱鬧的婚禮。那時，一中剛剛建立，學校條件很艱苦，新房就設在校團委的兩間辦公室，兩人被褥、箱子合在一起，就組織起了一個家庭。沒有新婚的禮服，福洪借了同事的一件藍色中山裝穿在身上。沒有置辦酒席，兩人晚飯在學校食堂吃了幾個大包子，就匆忙步入了新婚的殿堂。隆重的結婚典禮在一中團委辦公室舉行，墻上貼滿了同學們送的宣傳畫和老師們剪的大紅喜字，幾張辦公桌并在一起，上面擺滿了糖塊、水果和瓜子。校領導和老師們都來了，各班的團支部書記和團員們都來了。駱景春校長和王錫堂副校長為我們倆證婚，老師和同學們向我們祝賀，大家在一起唱起了歡樂的歌謠，跳起了青年圓舞曲……。
整整一個甲子年過去了，鄒城一中迎來了她的60年華誕。而我的老伴兒，卻在迎來我們50年金婚的2010年春天撒手人寰。我思念我的老伴兒，懷念我們在一中相識、相知、相戀、相愛的美好歲月。我對鄒城一中懷有特殊的感情，我衷心祝愿鄒城一中桃李芬芳、明天會更好！
作者：孫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