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鄒魯文化，是指春秋戰國時代，在山東鄒地與魯地所形成的地域文化。鄒為古國名，本作邾，亦稱邾婁。傳為顓頊后裔挾所建立，曹姓，有今山東費、鄒、滕、濟寧、金鄉等縣地。建都于邾，公元前614年邾文公遷都于繹（今山東鄒城東南部），戰國時為楚所滅。魯為西周時周公旦長子伯禽代封之地（在今山東泰山以南），故稱其為魯侯，建都于曲阜。由于儒家亞圣孟子生于鄒，儒家創始人孔子生于魯，故鄒魯遂成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因此，鄒魯地區早期的歷史人文加上后來產生于此的儒學，并稱之為鄒魯文化。
一、鄒魯文化的淵源流脈
鄒魯地區，背靠泰山而面臨大海，古稱“海岱之區”。遠在新石器時代，“東夷”人就在這里創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山東龍山文化，此為鄒魯文化之淵源。
中華文明五千年，泱泱煌煌，夏商周三朝是其奠基時代。就其文化形制而言，夏、商、周三代既相含相繼，又相榮相代。他們在上千年的共存共融中演進著歷史，也孕育著文明。《湯誥》云：“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中的“河”為黃河，“濟”為濟水，“江”為古沂水，“淮”為淮河。“四瀆”與后來的鄒魯地區幾乎是同一個地理概念。有斗爭就有英雄，有英雄就有傳奇，有傳奇就有文化。這是一條鐵的規律。夏王朝的三大主角堯、舜、禹在汶泗流域呼風喚雨，自然把腳印和歷史留下，同時也留下文明與記憶。
堯帝生于陜西臨汾，臨汾古屬冀州之地。他生前在汶泗一帶建功立業，死后葬泗水堯山，堯山“世傳為堯王之墳墓”。曲阜兗州間古建有堯祠，所證鄒魯為堯王故地。
舜帝一生的路線圖大致是這樣的：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經過兗州、菏澤，最后卒于河南長恒。《孟子·離婁下》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嗚條，東夷人也。” 諸馮在泗水東今平邑境內，現仍稱諸馮村；負夏，周時為魯邑；嗚條，在河南長垣西南。
禹帝治水則是在以魯西南為中心的兗豫大平原。此地關于大禹治水的傳說幾乎家喻戶曉。
綜上所述，我國文明史上三位著名人物匯聚與此，必然在鄒魯地區形成厚重的文明集聚和文化積累，這種文化優勢毫無懸念地昭示著鄒魯文化的張力——鄒魯地區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大家知道孔孟思想的一大核心便是“仁”。仁的思想學說發源于鄒魯并非偶然，因為鄒魯有堯舜禹的足跡和身影，仁的種子早就在此播下了。《山海經》云：“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漢書·地理志》稱：“東夷天性秉順。”《說文》也稱“夷為東方之人……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看來，鄒魯遠古時期的東夷族群天性秉順，仁而好生，優于他俗。從而不難理解為什么不在中國的其他地區，而偏偏在鄒魯地區產生了孔子的“仁愛”和墨子的“兼愛”思想學說 。就連司馬遷也不得不喟然嘆曰：“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史記·儒林外傳》）
山有源，樹有根，文化也有根。只有源遠流長，本固才能枝榮。鄒魯文明在夏商周孕育發軔，其中，周與商文化的交融值得特別一提。從地緣政治與文化形態上說，周與商屬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姬周克商，成為天下共主，勢必引起東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周初，魯地的居民主要是三種人：一是統治者周族人，二是戰敗者殷族人，三是東夷人，即原商奄土著居民。后兩者是被統治者，但周族統治者采取“懷柔政策”，允許殷人及商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習俗。所謂的“鄒魯文化”，就是由這三種不同的思想文化交融發展而來。在國家政治生活上，自然以周禮為綱紀，在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上，更多地融進殷遺民和古東夷文化，如仁愛思想、三年之喪等。周文化與夏商兩代文化的最大不同，即在于人文理念的提升。
我們矚目周文化就不能不聚焦于這樣一個偉大而關鍵的人物——周公。周公旦身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僅直接參與和輔佐文王、武王打天下，尤其當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后，他以王叔的身份攝政稱王，“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尚書大傳》）。后來，周公雖“封于魯而未曾居魯，由其子伯禽作為魯國的第一代國君，但仍然是在周公的統攝下實施治魯方略，周公自然也是魯文化的設計者。”《史記》載：“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周魯一脈相承的文化延續，顯然為孔子思想的發蒙準備了充要條件——鄒魯文化成為儒家文化的發育母體和酵母。正像一場風暴的到來，在鄒魯這塊土地上，夏商周的文明薪火醞釀生息，最后終因天降大才——孔子的橫空出世而集大成，影響中國文明走向的——儒學宣告誕生了。
春秋時期，西周衰微，政治重心東移，東周建立后，爭霸戰爭連年不斷，周王室名存實亡，諸侯國“禮崩樂壞”，惟鄒魯之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周禮因而得以保留，于此，中國禮儀文化的重心，遂移至鄒魯之地，鄒魯文化后經孔、孟等中國先賢大師們的大力發揮，具備了正統性、宗法性、倫理性的特征，遂成為黃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鄒魯文化本依之于周公旦所制定的禮樂制度，她是以禮儀文化的形式，反映了鄒魯地區人民質樸務實，注重傳統的精神風貌。春秋后期，孔子在闡發弘揚周禮文化的基礎上，創建了儒家學派，貫注了整個黃河流域北方文化的醇厚之風，提出了“仁愛”思想，使鄒魯地區崇尚實際，注重傳統的文化精神，得到繼承和發揚。戰國時期，面對群雄“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人民生命涂炭的悲慘情景。孟子在繼承孔子“仁”的道德學說的基礎上，加以闡發與表述，使儒家學說更加系統完整，也使以儒學為核心的鄒魯文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與發展。
鄒魯文化以好儒為宗，儒學大師迭出不窮，“道一而風同”的氛圍甚濃。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其他諸侯國拒絕接受孔孟的政治主張，但由于周室尚存，周代禮儀在北方還有一定影響力，加上各諸國的相互往來，因此，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鄒魯文化，也在其他地區逐步傳播開來，并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使鄒魯地區人文生發，走在中原地區乃至世界東方前列；到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禮崩樂壞”，文化下移，私學勃興，儒風郁郁，她又成為對中國影響最深巨的儒學的發祥地。秦漢時期，一方面是鄒魯文化與齊文化沿著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方向繼續融匯，一方面是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原始儒學與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創新。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儒學的出現，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政策的出臺為標志，子學時代讓位于經學時代。鄒魯文化的精華——儒學也終于完成了從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躍升。
所有這一切表明，鄒魯文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構建做出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貢獻，從而鑄就了她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光耀千秋的重要地位。
鄒魯文化因其代表的普世價值，也受到了歷代先賢們的稱贊與頌揚。戰國莊子有“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之說。西漢司馬遷云：“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東漢班固稱贊說：“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南朝梁武帝贊嘆：“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北周庾信說：“里為冠蓋，門成鄒魯。”唐代張說云：“孔圣家鄒魯，儒風藹典墳”。唐代詩人孟浩然則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
鄒魯作為文教興盛之地，千百年來，備受尊崇，影響深遠，在中國甚至海外的很多人文薈萃之地，都以“鄒魯”自譽。例如，浙江的溫州有“浙南鄒魯”、金華有 “小鄒魯”，臺州、瑞安有 “東南小鄒魯”之稱，仙游有“山中鄒魯”之稱；廣東的汕頭、揭陽有“海濱鄒魯” 之稱，新會有“江南鄒魯” 之稱，潮州有“東南小鄒魯”之稱；福建的泉州、漳州、福州有“江南鄒魯”之稱，廈門、莆田有“海濱鄒魯”之稱；安徽的徽州、績溪有“東南鄒魯”之稱；湖南長沙有“荊蠻鄒魯”之稱；云南建水有“滇南鄒魯”之稱；海南省則有“海外鄒魯”之稱；韓國慶尚北道的安東郡有“海東鄒魯”、“鄒魯之鄉”之稱。
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承與發展，今天，鄒魯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已注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已成為了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標示之一。
二、孟子與“鄒魯文化”的關系
孟子生于鄒魯，長于鄒魯，其與“鄒魯文化”是有密切關系的。
（一）孟子全面繼承了“鄒魯文化”
1、繼承親親孝悌觀
鄒魯文化十分重視親親孝悌觀念，而孟子也格外提倡，說“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他重視“仁”德，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他要“申之以孝悌之義”，叫人們“永言孝思，孝思為則”。他認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終生提倡“堯舜之道”，而“堯舜之道”的精神實質，他概括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2、繼承重民保民思想
在鄒魯文化中，重視民眾和“保民而王”的思想格外突出。孟子則繼承了這一傳統，他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認為只要“施仁政于民”，得到民眾支持，就是用木棒也能抗擊有堅甲利兵的敵軍。結論是“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還認為君位是否能穩固，主要看是否能得到民眾支持，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3、繼承寡欲養心的思想。“鄒魯文化”有儉樸之風的內容，孟子對此也有所繼承。他曾明確表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他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把儉樸之風，補進了“寡欲”、“養心”的內容。這對保持儉樸之風，既有法方意義，又有理性認識問題。
4、繼承和發展孔子仁學思想
孟子的先祖尊敬孔子，并向孔子學習禮樂，孟子也繼承這一傳統，對孔子更加尊崇。被孟子尊之為“圣人”的人很多，但圣人之中，他又最尊重孔子，說“孔子，圣之時者也”。因為時代的關系，孟子未能聽到孔子的直接教誨，對此他非常遺憾，便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即使是這樣，有時他還自稱是“仲尼之徒”。孟子在思想上更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仁”的道德學說，使之更系統完整。
孟子思想是產生于“鄒魯文化”之中的，它的很多特點，都可以在“鄒魯文化”中找到根據。當然他也沒有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上，而是在繼承的同時，又有所改造、充實和發展。
（二）孟子超越了鄒魯重德傳統，完善了孔子道德學說
鄒魯文化的最大特點是重視道德教化。孔子與其弟子繼承這一傳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以“仁者，愛人”為核心的道德學說。孟子則加以繼承發展，并完善這一道德學說。
1、性善說
孔子雖然說仁者“愛人”，但他沒說明“愛人”的觀念是怎么來的。孟子則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仁，人心也”，而人心在孟子看來都是善的，所以仁者愛人的觀念，也就是從人所固有的善性中產生出來的。這種性善說為仁愛的道德學說找到了理論依據，是對孔子“仁”學在理論上的一個補充。盡管后來又有荀子的性惡說，楊雄的善惡混合論，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朱熹的二元論等等，但是這些學說都沒有取代性善說的存在和巨大影響。
2、“四端”說
在善的標準上，孟子既不同意老子的自然無為說，也不同意墨子“兼愛”互利說，而是有他的善惡標準。孟子認為善心的最初的萌芽，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這就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又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也就是說，先天善心的基本內容就是“仁義禮智”。這是對孔子的道德學說體系又是一個充實。
3、五倫、教化說
孟子認為教化的目的在于“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明人倫”就是明確人與人之間各自的地位和應當遵守言行準則。對如何使人能夠“明人倫”，孟子提出了”五倫”的問題，說要“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他要在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五種基本的人際關系之間，貫徹親、義、別、敘、信的道德準則。
4、人格修養說
孟子在人格修養方面，更有系統、完整和高超的論述。
首先，在人的本性上，孟子認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由此而推論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在這里人們沒有貴賤之分，都是平等的，都有機會和可能成為高尚的人。其次，在志向上，孟子提倡培養“浩然之氣”，這里的氣，不是物質的氣，而是由仁義培養起來的“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精神。再次，在精神意志上，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強調 “思誠”、“至誠”，即要求自覺地按照仁義原則辦事，并使這種行為成為習慣和內心的心理要求。 再次，在人格修養上，孟子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突出了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氣概。最后，在社會責任感上，他說：“如欲治平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其獻身精神更增添了他的人格的色彩。
5、仁政愛民說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愛道德思想，并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其“仁政”主要有三方面內容，在政治上是“以德服人”和“貴德而尊士”，并要“省刑罰”和制止掠奪戰爭，以達到”與民同樂”的地步。在經濟上，通過正經界、行井田、薄稅斂的措施，達到“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的要求。在文教上是設立學校，以進行道德教化。孟子系統而完整地把道德學說和政治文化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道德治國的體系。
孟子的性善說、四端說、教化說、人格修養說以及仁政說等等，大大充實了孔子的道德學說，使之形成了一個既有理性認識，又有感性內容的完整的道德學說體系。這個體系，在中國倫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三、鄒魯文化的特色
李學勤先生說：“鄒魯文化不是狹隘的區域文化，而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文化、主流文化、主導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產生思想家的搖籃。”其具有“原創性──“古老悠久，率先發育”；獨立性──“獨成系統，譜系健全”；連續性──“一脈相承，接連不斷”；優越性──“資料豐富，多方互證”；豐富性──“兼收并蓄，多元融合”；先進性──“生生不息，持續發展”六大本質特征。作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鄒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
（一）親親孝悌觀念
二十四德孝為先，親親孝悌觀念是鄒魯文化的首要內容。《漢書·地理志》記載：“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禮記·檀弓下》記：“邾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斷斯獄矣……子殺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親親孝悌是鄒魯文化的最早源頭內容之一，后在儒家學派的發揚下內涵更加豐富。注重親親孝悌，這是鄒魯文化之精華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中國政治文化與民族心理的特點。
（二）禮義廉恥思想
鄒魯文化歷來強調禮義廉恥。《漢書·地理志》記載：“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此后，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對禮儀廉恥思想加以繼承闡發，使其成為鄒魯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如，孔子說：“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上廉讓則下恥節”等；孟子說：“舍生而取義者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等等。禮義廉恥是鄒魯文化一貫倡導的處理官與民的關系的一條最基本的道德準則。
（三）保民重民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流。周公曾說：“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鄒魯文化十分注重保民思想。《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了邾文公和他的大臣們討論遷移國都的一段話：“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日：‘（不遷都，君）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遷都只要對民有利，就是邾文公自己勞累至死，他也在所不惜。這成為古今中外“民為邦本”的最典型的言行事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鄒魯文化最核心的價值，這一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上維護社會穩定發揮過重大作用，今天，為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四）節儉樸實之俗
成由勤儉敗由奢，節儉樸實是修身養性、成就事業的基本前提。周公在《尚書·康誥》中告誡說：“無康好逸豫。”在《無逸》篇又說：“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告誡人們要注重節儉樸實，不要奢侈淫樂。鄒魯文化繼承了這一內容，《國語·魯語》載，春秋時代魯國貴族夫人，不但親自紡織，而且教育兒子說：“居，吾語女，昔圣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儉約），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自上而下，誰敢淫心舍身。”鄒魯文化的節儉樸實思想不僅是鄒魯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五）尊孔孟好儒之風
司馬遷說“鄒魯，俗好儒”，鄒魯文化中，歷來就有尊孔孟好儒之風。作為儒家學派的先賢大師，孔孟二圣做為鄒魯人的榮耀，受到熱愛與崇敬，鄒魯地區尊孔孟好儒之風盛行，自古儒才輩出。春秋戰國時期，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冉有、季路、萬章、樂正克、孟仲子等人，這些人不僅身傳孔孟之學，而且對孔孟尊崇有加，甚至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秦始皇東巡嶧山，與鄒魯儒生、博士70人，議泰山封禪之禮。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起用儒生，鄒人韋賢和韋玄成父子、魯人丙吉和孔光、鄒人匡衡等，無不是崇尚儒學的經學大師，特別是韋賢、韋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經為相，影響甚大，有“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之諺。直到今天，在鄒魯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年過花甲的七旬老叟，還是垂髻豆蔻少年兒女，都能隨口拈來幾句孔孟名言，尊孔孟而好儒之風可謂源遠流長。
（六）重視禮樂教化
重視禮樂教化，是鄒魯文化又一重要內容。鄒魯是著名的禮樂之邦，自古有重視禮樂教化的傳統，學禮學樂蔚然成風。孔子創辦私學，廣收弟子，強調：“不學禮，無以立”，要求弟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臧文仲教季文子“事君之禮”，孟僖子一度對禮有所荒疏，深以為病，“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在鄒魯人看來，學習猶如種植草木，經常學習，刻苦學習，才能進于禮樂，精通禮樂，成為“文之以禮樂”的博雅君子。鄒魯文化通過對禮樂教化的重視，維護了傳統文化，同保持了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及持久的繁榮發達。
四、鄒魯文化的時代價值
鄒魯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實踐過程中創造的文化之一，它歷史悠久、內涵豐富，是中華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結晶。現時代，繼承并發揚鄒魯優秀傳統文化，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和作用。
（一）有利于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經過2000多年的大浪淘沙，其所蘊含的優秀價值，已被大部分中華民族成員所接受、認可和遵循，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風貌和氣質，突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族性特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現時代，繼承和發揚鄒魯文化，為最終凝聚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有利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鄒魯文化扎根于中華民族的土壤，它已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密不可分，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當中。其所蘊含的傳統美德，對于激發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有著強烈而積極的精神激勵作用。現時代，繼承和發揚鄒魯文化，正確理解鄒魯文化所蘊含的道德價值，對全社會形成尊重優秀傳統道德、學習優秀道德文化的良好氛圍，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養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有利于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與價值觀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自信觀，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中國的整體實力，展示大國氣度和風范的思想基礎和先決條件，也是推動我國文化對外傳播，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精神力量。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鄒魯文化所彰顯的人文精神對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與價值觀自信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現時代，繼續與弘揚鄒魯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對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孟子研究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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