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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魯文化
回到故里 回到孟子 回到思想的家——鄒城“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2014年06月24日 

來源:《光明日報》( 2014年06月24日 16 版)

作者:孔德立

 

鄒魯之鄉有諺曰:“芒種芒種,連收帶種。”“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恰逢芒種時節在孟子故里鄒城開幕。本次研討會既收獲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又開創了學術研究、文化普及與名人故里文化建設協同共進的新形式。由鄒城孟子研究院主辦的這場思想盛宴,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60余位專家與會,為鄒魯大地增添了新的文化生機。

讓孟子回歸故里

兩千多年前,北枕泰岱、南襟徐淮的鄒魯文化孕育了孔子、孟子等先賢巨擘,他們的思想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為萬古倫常立極,其后墨子“非儒”,火力全開,遂使儒家跌入低谷。孟子辟楊墨,論性善,倡仁政,重振儒家雄風。此后,儒學之于中國文化的主干地位再也無人撼動。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孟子是鄒城人民的驕傲,學習的典范。研究孟子學說,弘揚孟子精神,領悟孟子智慧,實踐孟子思想——一句話,讓孟子回歸故里,鄒城責無旁貸,當仁不讓。

以弘揚中華文化為主題的思想文化熱潮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勃然興起。鄒城市看得準,抓得緊,行動迅速。一個個“文化突圍”之戰略舉措相繼推出,高潮迭起。遍及全國的名人故里和歷史文化名城千帆競發,爭先謀劃文化興業之策,而鄒城搶得了先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力邀12位海內外孟學界知名學者開講國學系列公開課第一課:孟子公開課,喚發起鄒城人民作為孟子故里一員的文化自豪與自覺。

成立孟子研究院,搭建起海內外孟子研究的高端學術平臺。

在全市開展“我愛讀《孟子》”活動,跟孟子學做人,從經典中品讀智慧,使孟子故里的人民感受到孟子學說之真、之善、之美。

邀集23個歷史上受到鄒魯文化影響的城市代表齊聚孟子故里,共同發表《鄒魯文化城市宣言》。

組建宏大的編纂體系,啟動《孟子文獻集成》工程。

…… ……

隨著一臺臺節目相繼亮相,精心籌備的壓軸大戲——“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最終隆重上演。海內外研究孟子的一線學者盡數到場。

杜維明先生在給研討會發的賀信中說:“鄒城是孟子故里,在這里召開國際孟子學研討會是再恰當不過的。支持孟子學的研究、傳播與發展,是當代儒家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論語》里記載孔子至武城,聞弦歌之聲而笑。今天,興文重教之風再現于孔孟鄉邦,從中我們也能夠展望‘文化中國’的未來愿景。”鄒城市委張勝明書記在致辭中說:“本次會議在孟子故里舉行,旨在發揮儒家文化的獨特優勢,為推動孟子思想的研究推廣提供平臺。會議突出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關注鄒魯文明的傳承發展,對于推動孟子故里的文化建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恰如孟子所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的孟子故里,可謂“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

“天下鄒魯,一脈相傳”

鄒魯文化因有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賢而尤有功于中華。戰國時代,“鄒魯”并稱,已經被人們視為禮儀之邦。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魯文化的研究成果明顯多于鄒魯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鄒魯文化的價值。李學勤先生早在十年前就指出,區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標志。然而,鄒魯文化的研究卻是這個廣闊園地中相當冷落的一隅。本次研討會的召開,在很大程度上喚起學術界對鄒魯文化的重視,彌補了研究的不足。

孟子研究院院長王志民教授在發言中說,鄒魯文化源于鄒、魯,又高于鄒、魯。鄒魯文化不是鄒文化與魯文化的簡單疊加,而是鄒文化與魯文化的有機融合。孔子、孟子等儒家學者推動了鄒魯士風的形成,士風又影響了世風。孟子因鄒魯文化而生,鄒魯文化因孟子而揚名天下。

楊朝明教授從“學術文化”的角度闡釋了“鄒魯文化”的演變。他指出,子思曾到鄒地講學,孟子遷鄒后,鄒更具儒家文化氛圍。戰國時期,孟子名聲很大,“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鄒魯”知名度的提升恰是因為孟子的巨大影響。司馬遷在《史記·貨值列傳》中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鄒魯之地好儒重禮,民風醇厚。兩千多年來,鄒魯文化由鄒魯之地而走向全國乃至世界,“鄒魯”成為良風美俗的代名詞。

龔鵬程教授引用《史記·貨殖列傳》《孟嘗君列傳》等文獻,證明先秦兩漢時期鄒魯之地圣人之教盛行。此后,凡有圣人之教的地方,奉“鄒魯”為文明表率,以“鄒魯”為標識。可見,鄒魯不是專指山東這個區域的文化概念,而是重視文教、重視文化傳承的文化概念。今天弘揚鄒魯文化,應重在激發其內在的文教價值,不能只借用其文化符號。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一脈相傳”的鄒魯文化,傳播中原、江南和東南等地。“地接尼山近圣人,家居鄒魯多君子。”鄒魯之地牽頭鄒魯文化城市圈共同弘揚鄒魯文化,其文借用“鄒魯”的文化符號,其質在于激發鄒魯文化的內在生命力。

性善論:“向善”與“本善”

唐代韓愈推尊孟子,以其辟楊墨、捍衛儒學之“功不在禹下”。大禹治理自然界的洪水,孟子治理了人們心中的洪水。這在歷史上本無異議,但近代以來,孟子的性善論開始受到質疑。王其俊研究員的論文梳理了60多年來孟子性善論研究狀況,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性善論的批判,到20世紀80年代的正面評價日益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爭論再起,到當今對性善論的邏輯結構和形上學根據的爭鳴,研究深度與廣度上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次對性善論的討論,正反映出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對性善論爭論的延續。

在研討中,郭齊勇教授呼吁應大力弘揚孟子“辟楊墨”的精神,旗幟鮮明地捍衛儒學的核心價值。他舉例“牛山濯濯”章說明,孟子提出人性本善,是要解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從本質的規定性上來說,人應該是善的,事實經驗層面上的不善是后天沒有保護它。李景林教授肯定人性善是一種必然性的“本善”,而非僅為諸種可能之一的“向善”,但其論證并沒有從慣常的人之本質的道德性來作解釋,而是把性善論建立在孟子思想中的“氣”“才”的基礎上。孟子以“氣”表述人是身體實存性,以“才”作為蘊含在人“性”之內的實存性基礎。徐冰博士則剖析了孟子性本善的兩個理論基礎:善是人的情感的真實性與表現形式的差等性。兩個基礎要結合起來看,不能割開,否則就易把人性理解為“博愛”或“私愛”。曾振宇教授從孟子“即心言性”“即天論性”入手,證明仁為天之所“命”,落實于人心為善端,從而證明孟子所言善性為普遍人之本性。一般對于性善論的研究多從哲學分析入手,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則從歷史淵源上找到了性善論的依據。他說,孟子的性善論其源頭在《尚書》的堯舜禹的圣德。

性善論問題上的對話性又一次顯現:丁為祥、方朝暉、劉瑾輝三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性善論提出了質疑。丁為祥認為,因為人倫生活、文明及其秩序都不能離開善,所以孟子不得不以“四端”與“四心”對善進行具體言說。孟子希望人們在實踐中去知性,并沒有從理論上直接對人性作出善的規定。方朝暉從詞語含義的演變入手,指出“本質”一詞源于希臘哲學,指在變動不居的現象背后永恒不變的屬性。現代漢語借用這個含義,把“性本善”解釋成人性“本質上”的善,是對性善論的誤讀。劉瑾輝教授則認為孟子以人獸對比證明人性善,混淆了“本善”與“可善”,“道性善”之“性”指向不明。

按照以上三位教授的理解,長期以來學術界理解的孟子性善論就需要重新檢討了。其實,以現代學術方法或西方哲學視角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所造成的混亂遠不止性善論一例。為此,臺灣學者李瑞全先生明確否定以理性主義詮釋儒家義理。他認為,道德情操論、關懷倫理學、德行倫理學或社群主義,這些理論都不免在西方哲學傳統下,分割了人類心靈或道德本心之一性體。儒家的道德實踐功夫高于諸家所特有的哲學思想,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思想資源。

仁政學說的新討論

在孔子仁學基礎上,孟子提出仁政學說。孟子研究院副院長李存山研究員把性善論與仁政學說結合起來,認為從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到孟子鮮明地提出性善論,這一進程是儒家思想發展的必然。性善論與儒家主張“以德治國”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而且也為孟子的仁政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有愛心有能力的在位者,以其惻隱之心,行仁政于民,是儒家一直追求的“內圣外王”之道。如何把仁政學說落到實處,如何理解其蘊含的更廣泛的哲學意義,也是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

徐克謙教授從義利之辨入手,認為為上者不能自己唯利是圖,卻要求百姓要以義制利。仁者在位,首先要滿足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義是對統治者而言,利是對百姓而言,政府應從制度上保證百姓的利益訴求。

仁政學說如果只是理想,而不能實施,對于治國安民來說就沒有實際意義。王杰教授說,仁政學是建構在經濟利益與道德教化兩大原則之上的可行性政治方案。歐陽禎人教授發現,仁政學說通過由己及人、由近及遠的“養”得以實現。從“孝悌之養”“父母之養”抵達天下父母之養。人的良知、良能最終與治國、平天下融為一體,從而使仁政藍圖落到實處。

孟學史的新拓展

《孟子》在宋代列入儒家經典序列。此后,孟子學蔚為大觀。本次會議有13篇孟學史論文,涉及二程、陸象山、葉適、王船山、戴震、張九成、康有為等人的孟學思想。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因為《孟子》的文本及思想研究相對充足,已出現了大量成果,而歷史上歷代學者對《孟子》的注疏、詮釋、思想發揮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數量大,而且研究相對薄弱。梁濤教授相信,從學術的發展規律看,從孟子思想研究轉向孟學史研究是一種必然。

《孟子》文本的研究歷來是孟子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本次會議亦對《孟子》的若干問題進行了討論。比如,丁為祥先生與青年學者林桂榛博士重新詮釋了“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認為當前所有的研究均不得要旨。但兩位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嚴重質疑。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名言,經常被人們誤解為讀書無用論。其實,孟子如子思等學者一樣,時常引《詩》《書》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從對《孟子》引《詩》《書》的研究,可以獲得孟子對古典學的態度以及《詩》《書》本身流傳的信息。武漢大學胡治洪教授論證了《孟子》引《書》的可靠性,肯定了今傳本58篇《尚書》的價值。楊海文教授從陳澧的《東塾讀書記》考釋的《孟子》引論《詩》《書》入手,揭示了孟子思想體系與《詩》《書》文化系統的緊密關聯。

整體研究的新思路

本次會議上,顏炳罡與梁濤兩位先生的論文凸顯了孟學整體研究的進展。一般認為,孟子有“三辨之學”,顏炳罡在此基礎上提出孟子的“四辨之學”:人禽之辨是孟子思想的哲學根基,義利之辨是孟子的人生態度和施政之由,王霸之辨代表了孟子的治國理政、一統天下的方式、方法和政治理想,華夷之辨是孟子的文化訴求。孟子的四大辨題開啟了中國價值趨向的主流,成就了中華文化的獨特意義。

梁濤在其《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提出統合孟荀研究的思路。認為宋代以后將荀子排除在道統之外,而以孟子為正統的做法值得檢討。孔子之后,孟子主要發展其仁學,荀子則繼承其禮學,二人各執一端,一方面雖然深化了儒家傳統,另一方面對于儒學的豐富性又是一種窄化。早期儒學是一個更為豐富、開放、包容性的精神傳統,可以代表這一傳統的是《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四部書,可稱為“新四書”。今天儒學研究的一個任務,便是把《荀子》納入到儒家的核心經典之中,呼喚儒家禮學的復興。在此基礎上,統合孟荀,建構仁禮統一的儒學思想體系。

他鄉有夫子

隨著中西方交流的深入,孔子、孟子等中國思想家名聲遠播海外。無論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還是遙遠的歐美地區,都可以見到孔、孟的蹤跡。北京外國語大學郭連友教授討論了孟子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指出《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等思想對日本思想界形成極大沖擊。李星湖作為朝鮮儒學史上的著名儒者、實學巨擘,濟濟多士。臺灣學者林月惠認為,李星湖雖然強調經世致用,但仍有儒學的超越面。星湖開創的實學,并未根本顛覆朱子學,而是將朱子學予以批判地轉化為創造。韓振華副教授以德國著名漢學家羅哲海對《孟子》的現代重構為例,分析其法蘭克福批判哲學背景與包括孟子在內的儒學相互結合的一種可能,認為羅哲海的研究為當代中國思想的建構提供了參照。

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東亞系主任齊思敏教授主要談了孟子對歐洲、美國歷史的影響。18世紀《孟子》通過傳教士的翻譯傳到歐洲,影響了伏爾泰等啟蒙運動的哲學家。西方人認為孟子不只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政治哲學家、理論心理學家。《孟子》一書是具有世界價值的資料。美國葛底斯堡大學司馬黛蘭教授發表了孟子關于身體的界限,指出大多數情況下,孟子視閾中的“體”標示著一個具有模糊界限的軀體。“體”可以是身,也可以指家、國,甚至整個天下。此外,海外學者還從人性的軟弱、智的不可化約性,以及天命與時運等角度,對孟子思想展開了深入論述,大大豐富、拓展了我們的視域和眼界。

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

6月7日早晨,鄒城的文化專家、教師、市民來到孟府賜書樓前,等待與孟學專家的面對面交流。初夏的清爽與孟府滿園的花香,為活動營造了溫馨氛圍。陳來、郭齊勇、王志民、鄧國光、齊思敏、梁濤六位先生如期來到活動現場,就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弘揚孟子思想等熱點與現實問題與現場觀眾展開了熱烈討論。

陳來先生首先闡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于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厚沃土,這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孟子的仁政、王道、民本思想不僅在歷史上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今天仍然是我們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源泉。不明乎此,不知未來之文化走向。郭齊勇先生從孟子的性善論、仁政學說、人格修養方面闡釋了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他說,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五常”“四維八德”,都是從孔孟之道特別是從孟子性善論的角度推開的。對政府來說,通過制度安排解決社會公正、貧富差距等問題,就是行仁政;對個人來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天賜給我們終身受用的爵位,要好好地存養。在回答關于當前教育的問題時,郭先生指出,當前教育的最大問題是片面強調知性教育,不注重德性教育;過分關注成才教育,忽視成人教育。

鄧國光先生在被問到澳門社會發展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談了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他說,儒家強調的文化傳統,不是現代政治里的民主組織,而是社會道義。孟子的道義思想就是為上者的責任。香港、澳門雖講功利,但尤重視“道義”。孟子就像一道光芒,指導我們在艱難環境下生存下來,通過善良制度的建設,給予比我們生活更困難的人最大關愛。王志民先生結合“中國夢”闡釋了“孟子夢”的三個層次:國家怎么治,百姓怎么過,個人怎么辦。孟子把國家夢、社會夢和個人夢結合起來,對我們今天實現中國夢有借鑒意義。

責任與未來

本次學術研討會,有總結、有進展、有爭鳴、有指引,總體來說,是一場專家層次高、學術水平高的學術研討會。當然,尚有一些學術研究軟肋在今后需要加強,更為重要的是,從研討中,我們認為,當代學人的當務之急除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還需從研究方式上進行反思。孔孟儒學的深厚底蘊以及之于中國社會的淵源,遠非西方學術體系所能解構。讓孔孟的歸孔孟,西方的歸西方,重建中國文化自信,重新找回滋養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源頭活水,以更加自信、更加開放、更加遠大的浩然之氣,以“平治于下,舍我其誰”的責任感,“繼往圣、開來學”,匯聚實現中國夢的正能量,實現時代賦予當代學人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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