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父親留下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有二十幾種。所謂“灰皮書”和“黃皮書”，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內部出版”的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國政治、哲學、文學書籍，這些書籍裝飾簡單，一律以黃色、灰色等單一色調做封皮，封面只有書名、作者名，都印上“供內部參考”、“供批判用”的字樣，一般都有編譯者的“出版說明”，馬恩列斯毛這五位革命領袖的語錄必須按規定用醒目的黑體字貫穿于行文之中，并提示讀者必須批判地閱讀。因其裝飾簡陋，只用稍厚的黃紙和灰紙做封面，因而被人們稱之為“黃皮書”和“灰皮書”，簡稱“皮書”。其中政治類的書籍像《新階級》等絕大部分沒有重印，至今仍是研究冷戰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成為新中國60年出版史上一種奇特的現象。
家里留存的“兩皮書”大部分都是俄蘇文學，其中以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灰皮書”居多，也有少量的“黃皮書”。比如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柯熱夫尼柯夫的《特別分隊》，納沃洛奇金的《阿穆爾河的里程》，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間》和《哥薩克鎮》三部曲，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最后一個夏天》，柯切托夫的《落角》，肖洛霍夫的《他們為祖國而戰》，卡姆布洛夫的《火箭轟鳴》，謝苗尼欣的《逆風起飛》，約爾金的《核潛艇聞警出動》，邦達列夫的《熱的雪》、《岸》，扎多爾諾夫的《淘金狂》，葉先別林的《絕望》等等。現在這些書在網上的價格已經漲了十幾或數十倍，有些印數少的甚至已成為天價書。
改革開放以后，一些“黃皮書”和“灰皮書”，像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阿特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索爾仁尼琴的《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等名著重見天日，我一一買到手進行閱讀，看看這些“內部書”到底是靠什么迷住了文革中的小青年，這些書的命運為何這樣坎坷。
現在，一提起“黃皮書”和“灰皮書”，就不由自主地將人的思緒帶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中蘇關系完全破裂，對俄蘇文學作品的譯介也突然中止，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恰好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那時，中央出于批判蘇共修正主義的需要，組織人員翻譯出版了一批反映蘇聯文學界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描寫戰爭、人性論等在蘇聯或受表揚或受批評的文學作品，為人民反修防修提供批判資料和反面教材。但使人們預料未及的是，在那個精神糧食極度匱乏的年月，一套黃色或灰色封皮的書籍，成為許多人尋覓、傳閱的珍寶，那是人們心中的普羅米修斯，這些異域之火照亮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其中俄蘇文學作品占了相當比例，有的如今已被公認為文學史上的經典。
我隱隱約約地記得，大概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我從父親床下的木頭箱里翻出了幾本翻舊了的書籍，從中挑出一本《特別分隊》來看，這是我無意中讀過的第一本“灰皮本”蘇聯小說。后來，又陸續偷看了諸如《生者與死者》《他們為祖國而戰》《熱的雪》等一些反映二戰的蘇修小說。當時我年紀還小，鑒賞力不夠高，沒法領略這些書的妙處，只覺得蘇聯紅軍很英勇，也很浪漫，不像《桐柏英雄》、《連心鎖》、《大刀記》、《沸騰的群山》里的主人公那樣“高大全”。很多年之后，我才省悟到，當時所看的那些土兮兮的灰色書，就是神秘的文革中的內部出版物，即如今很多老讀書人懷念不已的“皮書”。
在那個精神饑餓的年代，“皮書”是人們珍貴的高級點心，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特殊形式翻譯出版發行的“內部圖書”，給那個荒亂時代的人們打開了一扇窗戶，帶來了新知。這些當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黃皮書，曾經在近20年的時間里，在高層干部、知識青年的圈子里隱秘流傳，啟蒙了一代知識青年，直接催生了七、八十年代朦朧詩派和星星畫展等文藝流派的出現。如今，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很多當年有幸讀過的人，都對那段經歷留有美好的回憶，對這些打開他們人生另一扇窗口的書籍心存感激。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們仍可在很多人的回憶著作和文章中，不斷看到這些作品的名字：《新階級》、《人·歲月·生活》、《落角》、《帶星星的火車票》、《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在那個灰暗的年代里，這一批在非常狹窄的范圍內流傳的內部書籍哺育了一小群文化小資，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路標，為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準備了充足的養料，至今還被當年的那群所謂精神貴族們所津津樂道。2007年春節期間，我在濟南三聯書店赫然發現《帶星星的火車票》，這本蘇聯小說，我原來只知道它曾經對我國青年人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一直尋之覓之，心向往之，卻屢屢失之交臂，此刻在不經意間與之偶遇，不免百感交集，趕忙掏錢買下。
“黃皮書”和“灰皮書”的譯文大都是一流的。孫繩武、蘇杭、曹蘇玲、秦順新、馮南江、錢誠、孫廣英、榮如德，還有許許多多用“斯人”、“伍桐”這樣的筆名代替真名的譯者，值得我們永遠地尊重。很難想像，在那么緊迫的時間里，那樣濃重逼人的政治氣氛中，他們需要怎樣的一種精神，才保證質量地完成了這樣艱巨的任務，感謝他們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筆豐厚的珍貴財富。
“皮書”的出版是我國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帶有歷史的局限性。時移世易，如今已是網絡世紀、電腦時代，彈指之間，內外的界限已經打破，再沒有當年的神秘之感了。現在，國人已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國的各種最新的著作，出版社也無須采用“黃皮書”、“灰皮書”的形式出書了。但是，今已發黃變脆的這些“皮書”，對于處于封閉時代的我國讀者了解世界所起的作用，在客觀上卻是功德無量的，在我們新中國出版史上形成了一種“別樣的風景”。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內部書”了，我想，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是我們多年來解放思想的結果，在今日的中國，不光人民的物質生活非常豐富，精神生活更是空前的豐富。“皮書”的故事一去不復返了。
作者：楊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