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奉”和“獻”兩個字的原義都有祭神的含義，但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奉獻”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內省精神，為了道德理想可以獻出一切。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的這種舍生取義的奉獻精神是一種圣人的道德理想，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由特定的人物才可以達到的道德境界。而董渭川終生奉獻教育事業成就了人間美好，獲得了自我實現和充盈。
董渭川(1901年3月10日--1968年9月15日)，原名董淮，字渭川。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教授，今鄒城市南關人（原鄒縣城關東門里倉胡同人）。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營小工商業的家庭。12歲始在鄒縣縣立小學（1912-1915年）、山東省立第七中學（1916年考入）讀書，20歲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學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將來“教書授徒”，遂于次年（1921年）8月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師大前身)國文部。在師范大學學習期間，他主動要求在課余時間到高師附設的平民學校去教國文。在后來發表的《北高的平民學校》一文中就介紹了學校的簡況與自己的活動，字里行間處處表現出他為能教會這些貧民學生識字作文的興奮激動之情，對他后來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此后一生從事教育事業起了極大的作用。后又和幾位同學合辦了文科補習學校，課后給備考大學的社會青年進行補習、輔導。三、四年級時，曾兼任北京志成中學、北京高級中學教員。1925年8月畢業后轉入國文研究科學習。
在求學期間，董廣泛接觸社會，加上受新思想的影響，感情日益與勞動人民接近，思想明顯傾向進步。他的稿酬、兼課收入、獎學金及家中捎來的錢，大多用于接濟生活困難的學生和學友。有一次，北京志成中學學生鮑永瑞患了肺病，因家貧無力治療，董連夜借湊60元錢，把鮑永瑞及時送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1927年6月，董渭川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被分派到天津南開中學任國文教員。是年下半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央大學區視察員，負責視察中等學校。時值學生鬧學潮，董由歷史學家范文瀾介紹加入進步組織，堅定地站在學生一邊。他利用“中央大學區視察員”的身份，資助并安頓被開除的學潮領袖、南開中學學生林楓。1928年1月，董調任江蘇省立東海中學校長，由于當時規定只有國民黨員才能擔任校長，于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校內組織進步教師和學生傳播新思想，開展愛國宣講活動，引起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注意，被迫辭去校長職務，離開了東海中學，到了南京。可以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原江蘇省省長惠浴宇同志在《海州歲月—東海中學和海州建黨斗爭生活的回憶》文章中的兩段話來概括他這一年的情況，一段是：“那時，以校長董槐（淮）為首的一批進步教師在校傳播一些新思想、新道理，給了我很大的啟迪。”另一段是：“（由于新思想的傳播）東海中學頻繁的組織學生開展宣傳演講活動，抨擊虎狼當道，反屈辱、反妥協、爭自由的呼聲越來越高，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當局的主意。他們制造種種借口，辭去了董槐（淮）校長和一批進步教師，又派來了國家主義派的人物當校長，還有一群飯桶教員……”。1929年的上半年，董在江蘇省南京民眾教育館當編輯主任，同時在女子中學兼教國文。下半年他又到了安徽安慶，在安徽省教育廳任督學及第一科科長，主管視察、指導省內中學的教學活動。1930年至1931年，他被河北大學聘為教授，在大學里講授中國文史學。
1931年初，董應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之約到濟南，在山東教育廳當督學，但時間不長。同年7月改任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長，直至1937年日寇占領濟南時止，在任6年。其間，他先是與館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城內辦圖書室、閱報室，搞展覽，演話劇，開演講會，舉行兒童健康比賽，以及宣傳普及文化科學知識的各類群眾性活動，活動搞得轟轟烈烈。后在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影響下，將民眾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進行鄉村教育實驗，以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強他們的體質，成效顯著，受到農民的歡迎。1934年至1935年，董曾被派往歐洲十國考察民眾教育和社會教育，為期一年。1935年底他考察結束歸國，以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長身份兼任山東省第一民眾教育輔導區（該區包括魯北17個縣）主任，致力于鄉村民眾教育的實驗。同時還被私立齊魯大學聘為講師。由于他在民眾教育工作中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重視，應邀參加了知名教育家俞慶棠先生發起組織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教育社”，任特聘理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日寇侵占濟南，董隨逃難的人流輾轉到了四川，任四川省立南充民眾教育館主任、教育部第一社會教育工作團團長，帶領職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區宣傳抗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1939年到1941年，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并受聘為廣西省教育廳顧問，常到教育廳參加會議，研究廣西教育改進問題。1941年到1948年先后任國立廣西大學、國立師范學院、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北平師范學院教授。1947年蘇州爆發了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學生為首的“五·二○”學潮，董始終與學生站在一起，保護學生。原國民黨國防部預備干部局長蔣經國曾簽發密電，對董“積極偵察其行動，隨時監視…可會同當地有關機關權宜處理”。1948年初，董渭川被迫由海路到北平，任北平師范學院教育系教授，拒絕特務分子送來南逃的飛機票，毅然參加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協會的工作和九三學社，并被推為九三學社中央理事，迎來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解放后，董渭川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各界代表會議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屆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兼宣傳學習委員會和科學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校委會委員、教育學院院長、副教務長等職。1950年，曾回家鄉鄒縣，向全縣教育工作者作過《新中國的新教育》的學術報告。1952年，董被聘為北師大實習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后改任實習委員會副主任，負責全校的實習工作，一抓就是五年半。1956年下半年被任命為北師大副教務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0年lO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始，被當作“反動權威”掃地出門，受到錯誤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師范大學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董渭川教授追悼會，取銷對董渭川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并撤銷一切處分，恢復名譽及原級別職稱。
董渭川工作勤懇，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他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擅長比較教育、社會教育、國民教育、中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社會學等，論著頗豐。內容主要是根據自身的教育實踐、出國考察學習的體會，并結合教育現實，對我國的民眾教育、社會教育以及教材教法等問題進行論述，提出許多新的見解，為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現存其著述共有177篇，多發表在各類報刊雜志上。出版的專著主要有《社會教育綱要》、《歐洲民眾教育概況》、《中國文盲問題》、《家庭、教育、社會》、《中國教育民主化之路》、《舊教育批判》、《歐游印象記》等。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代卷)》和國家教委主編的《教育大辭典》列有專條，介紹了董的生平和著作。（李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