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對官德建設極為重視。孟子秉承孔子的“德治”思想，并有所深化和發展。他特別強調“仁政”的重要，提出：“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政”就是“德治”。因為只有“德治”，才能得共民，只有“德治”，才能得其心。而得民心是得天下的關鍵。如何才能得到民心呢?“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既得其民，又得其心，國家自然就好治了。孟子也沒有忽視“法治”的輔助作用。他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把“德治”和“法治”很好地配合使用，才是有效的治國之道。“德治”的主施者是官，為官者“德如何則可以王矣?”孟子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關健是否“保民”。官德好，“德治”興，國家興；官德差，“德治”廢，國家衰。為官者必須“貴德”，必須“尊德”，“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官德是實施“德治”的先決條件和必備基礎，孟子有關官德思想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修德以立身。以德治國、以德施政，治國施政者必須有德。國家的前途，民眾的命運都掌握在實施“德治”的官吏手里，實施者道德高尚，修德正身，克己嚴明，“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居仁而義”，“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非常重要。孟子特別強調：“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倡導實施者，要向堯和舜學習，像堯舜那樣圣德廣闊無邊。相反，實施“德治”者，如果舍義求財，去仁懷利，道德低下，則是非常危險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廉人不仁，不保四體。”他告誡官吏，如果不特別注重修德養性，其后果只能是失去天下，失去社稷，失去宗廟，最終連身家性命都難保。孟子提出修德立身必須抓根本，抓關鍵，抓那些能帶動、影響其它德性修養的內容，這就是“仁”。“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仁則榮，不仁則辱。”“茍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他認為，守住了“仁”，就守住了根本，守住了國家，也守住了自身，就能德澤天下。孟子的“仁”有明確的指向和具體的歸宿：“仁者愛人”。
第二，施德澤于民。修德是內養，不是為修德而修德，而是為實施好“德治”，有一個理想的外現效果，歸根結底是為了讓老百姓受到利益，得到好處，安其所居，富其所養，最終歸心于君，天下太平。所以，官吏施德就是要努力做到安民、富民、惠民。孟子提出了安民、富民、惠民的思想：一是制產安民。“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安國首要的安民，民不安則難以安國。安民之重要舉措是“制民恒產”。民眾有了“恒產”，思想就穩定，社會就會穩定，民眾沒有“恒產”，思想就不穩定，社會也不得安寧。二是薄稅富民。“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薄稅”就是稅負既不能過重，過重了民眾受不了，也不能過輕，過輕了官府無法開支。為了薄其得當，那就需制定出一個合理的適度的規定，孟子稱之為“取于民有制”。“有制”就要把握好兩點，一點是官府夠用，另一點是民眾可富。三是推恩惠民。孟子倡導要特別關愛老人、小孩和鰥寡孤獨者，孟子認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四是用民以時，“勿奪農時”。在征兵征工方面，孟子提出了不要妨礙生產的總原則，主張農忙季節不要征兵征工，讓民眾努力生產，增加收成，使其食有剩糧。反之“彼奪其民時，使不能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告誡施政者，農忙時窮兵黷武，或大興土木，這就等于把民眾推入水深火熱之中；“以佚道使民”，是愛民，是澤民，“雖勞無怨”。
第三，育德以安邦。育德就是指通過教育教化，培育民眾良好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利用良好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來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以形威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人心凝聚的好環境。只有這樣，國事才好辦，國家才好治。“善教，民愛之……，善教得民心。”“以善養人，然后能服天下。”育德的目的就是安邦治國。因此說，施政者不僅要養民以糧，還要育民以德。對于如何育民以德，孟子在考察歷代“圣人”和官府對此具體實施情況的基礎上，明確地表示：“教育必以正”，一定要用正道正理教育他們，并指出了一套完全有效的辦法。要設辦官校，“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要確定道德教育的內容，即“明人倫”中的“人倫”，“人倫”就是后來常說的“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明確教育的方法，孟子認為“教亦多術矣”。要向“圣人”學習，孟子認為，“圣人”是“仁義”的化身，是做人的榜樣，孟子認為最重要、最突出、最典型的“圣人”就是堯和舜。
作者：喬景芳